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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鲁迅(二):先生相册

来源:中国九游会官方网站中心网 | 陈泽宇 整理  2021年09月12日22:38

鲁迅先生喜欢拍照,还喜欢将照片作为礼物赠与友人。现存鲁迅照片有百余张,既有单人照,也有与他人的合照。这一部分,我们以时间先后为序,排列鲁迅从1903年至1936年所有单人照,并配以简单文字说明,试图以鲁迅先生个人相册的方式链结他一生的重要旅程,重温他的风采与个性。细细观之,从先生的神情变化里,亦可发掘他的思想轨迹。

编辑过程中受益于黄乔生《鲁迅像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鲁迅影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特此致谢。

——编者按

 

1903年摄于日本。这张照片被称为“断发照”,是现存最早的鲁迅单人照。鲁迅在弘文学院剪辫后,拍照留念,并赠与同学兼同乡友人许寿裳一张。许寿裳称鲁迅赠与照片同时,还赠七言诗一首与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去世后,许寿裳在回忆录中将这首诗定名为《自题小像》。鲁迅一生很看重这张照片,多次将其洗印赠友。

1904年摄于日本。这是鲁迅弘文学院毕业照。鲁迅是弘文学院第一届56名学生,也是22名寄宿生之一。1904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普通速成科毕业。他获得的毕业文凭上写着:“大清国浙江省周树人,从明治三十五年四月至本年四月,在本学院学习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毕业,以此作证,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大日本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章)。”

1909年摄于日本。1908年,应许寿裳邀请,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钱钧甫、朱谋宜五人合住在夏目漱石故居。在“伍所”居住期间,鲁迅经常从各处书店购书,但较少游览。鲁迅在吃穿住上并不讲究,却花费大量资财购买外国书刊,以此学习、练习翻译文学作品并做文章,很是勤奋。

1909年摄于杭州。照片由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拍摄。1909年,鲁迅回国,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并兼任博物课(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日籍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据夏丏尊回忆,鲁迅在上课时要求学生不许笑,因为他认为自己授课时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发笑,严肃的氛围就遭到破坏。“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

1911年摄于东京。1911年5月,鲁迅为催促周作人一家回国,赴日本半月余,这张照片即是在东京“中钵”照相馆拍摄的。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中鲁迅所穿衣服,是他自己设计的。许寿裳曾说,鲁迅那时“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

1918年1月13日摄于北京。为浙江绍兴中学校旅京同学会合影,上图为合影局部放大图片。鲁迅在当日日记中记载此事:“十三日晴。星期休息。午后同二弟至留黎厂德古斋,偶检得《上尊号碑》额并他种专、石杂拓片共六枚,付泉一元。又至北京大学访遐卿,并赴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有照相、茶话等,六时归寓。”

1925年5月28日摄于北京。为《阿Q正传》俄译本所摄。俄国人瓦西里耶夫(王希礼)为翻译《阿Q正传》,通过曹靖华写信给鲁迅,请鲁迅赐序和照片,并作《自叙传略》。

1925年7月4日摄于北京。为《阿Q正传》英译本所摄。鲁迅在当日日记中记载此事:“午后往中央公园,在同生照相二枚。”《阿Q正传》英译本的译者梁社乾,在翻译中曾得到鲁迅的帮助。译本于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鲁迅的照片未被印入。

1927年1月2日摄于厦门。鲁迅对厦门大学的人际关系感到厌烦,且不适应当地生活,不足半年就决意离开。临行前,鲁迅、林语堂与几个学生在南普陀寺西南的小山岗上照相,这里到处生长着鲁迅喜爱的龙舌兰,满山是馒头一样的洋灰的坟墓。鲁迅写信给许广平说:“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鲁迅后来把照片用在杂文集《坟》中。他还在照片上题写“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赠给章廷谦(矛尘)。照片上标有:The China Studio, Amoy(厦门中国照相馆)。

1927年8月19日摄于广州。1927年1月中旬,鲁迅到达广州,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8月19日,鲁迅与许广平、廖立峨、何春才到照相馆拍照。鲁迅日记:“下午同春才、立峨、广平往西关图明馆照像,又自照一像,出至在山茶店饮茗。”这张照片采用了多次曝光的方法,有四张底片。鲁迅在广州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在当时的革命大本营复杂环境中的种种遭遇,让他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同这张照片,一张照片曝光四次,显示出他的“多面”。

1927年11月16日摄于上海。鲁迅当日到光华大学讲演,讲演题目为《文学与社会》,并在日记中记录此事。据学生郭子雄的记录,鲁迅在此次演讲中对文学界的不良倾向,如逃避现实斗争、专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止于叫苦的消极文学,以及帮凶文艺等,都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上图右图为前往光华大学,左图为讲演完成后。

1928年3月16日摄于上海。1927年10月8日,鲁迅和许广平搬到了景云里,在此居住近三年。后经内山先生介绍,搬到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在景云里居住期间,鲁迅除了翻译作品外,还主编《语丝》周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等,与柔石合编《朝华旬刊》,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此外,海婴也于鲁迅与许广平居景云里期间诞生。以上四张即鲁迅在景云里寓所书房内所照。

1930年9月17日摄于上海。1930年9月25日是鲁迅50岁寿辰。9月17日,上海左联为鲁迅秘密祝寿,史沫特莱为鲁迅拍摄了多张照片,上图为其一。鲁迅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同年9月,致曹靖华信中,鲁迅曾提及此次聚会,并说“活了五十年,成绩毫无,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 史沫特莱也在回忆文章中对这次聚会印象深刻,在这个哪怕少数人聚在一起也格外敏感的时间段里,竟前后有两百多人前来向鲁迅致意。

1930年9月25日摄于上海。对于自己的五十岁寿辰,鲁迅显得格外重视。在日记中,鲁迅写下:“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阳春堂照相。”该日鲁迅照相三张,分别为单人照(上题“九月二十四日照于上海,时年五十”,日期为鲁迅误记)、与海婴照(上题“鲁迅与海婴,一岁与五十”)、与许广平并海婴照。五十岁诞辰的鲁迅单人照,是最为著名的鲁迅照片之一,这张照片上的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场合曾被广泛使用。

1933年2月24日摄于上海。当日鲁迅与杨铨、李济在“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合影,并拍摄了单人照。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出行,“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同年,杨铨将照片寄送鲁迅。1933年1月,鲁迅加入了由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同年6月18日,杨铨被特务暗杀。

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这张照片是著名的鲁迅“毛衣照”,所穿毛衣为许广平亲手所织。《两地书》中曾记载这件手织毛衣,鲁迅在信中写道:“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须棉袍了。”多年后,周海婴在著述《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曾专门单列出这张照片,并在照片下注释“这张照片,母亲最喜欢!”

1933年5月26日摄于上海。《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翻译鲁迅小说,准备编入《活的中国》一书,极盼得到鲁迅一张近照。这张单人照即专门为此事所摄,鲁迅对这张照片很满意。此照片最早与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国《亚细亚》杂志上,以后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国伦敦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的扉页上。鲁迅逝世后,于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的巨幅遗像,就是由这张单人照放大而来。

1933年9月13日摄于上海。这张照片上,鲁迅的眼神中透露着疑虑,神情中略显愤恨。这或许与晚年鲁迅生活在政治压迫、商业压榨的环境中,心情颇不愉快有关。在与曹靖华信中,鲁迅曾说“很想离开上海,但无处可去”。左联解散后,鲁迅在给王冶秋信中也提到,“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

1935年摄于上海,鲁迅从大陆新村住所去往内山书店路上。1933年4月,鲁迅一家迁入大陆新村,这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一处住所。此地荒僻,“雨后蛙声大作,如在乡间”。鲁迅与外界的信件邮件,甚至房租、水电费等事宜,全由内山书店代转代办。在此处,鲁迅曾多次掩护共产党人。1934年瞿秋白离开时,曾将一张书桌留存在鲁迅大陆新村住所中。次年瞿秋白遇害后,鲁迅将这张书桌保留下来,以纪念亡友。

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去世前的几年,鲁迅对左联内部的斗争极其失望,瞿秋白已被杀害,冯雪峰远在他乡,鲁迅颇感“独战”的悲哀,这种情绪上的消极也加速了他身体的衰弱。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特派员抵沪,急于见到鲁迅,未先与党组织联系就径直来到鲁迅家中,“那时已经黄昏,他在楼下已经从那个老女工那里知道我在楼上了;我听见他上来,心里快乐得很激动,同时以为他也一定很高兴,并且会先问我如何到上海之类的事情的。但他走进房来,悄然地握了握我兴奋地伸过去的手,丝毫也不以我的到来为意外,却先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叙述源于冯雪峰1952年《回忆鲁迅》,十余年后,冯坦然自己之前对此场景中鲁迅原话做了改写,鲁迅原话为“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冯雪峰按记“这他们是指周扬等人”。改写策略与记忆组织的纠葛,也暗示着鲁迅研究中历史学与政治学的话语暗战。图为鲁迅大病初愈后留影,为史沫特莱所摄。

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逝世前11天,鲁迅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参观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上,其时他已病重。由沙飞摄。在专门记述此次展览会的文章中,沙飞曾写,“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在批评作品的好坏。……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与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 内山嘉吉、白危、黄新波等人均在纪念文章中提及,鲁迅一生中有笑容的照片并不多。沙飞所摄的这组照片中,另有鲁迅与他人谈话时大笑的照片,“笑声淹没了一切”。

1936年10月摄于上海。鲁迅逝世后,沙飞摄。在9月5日写作的《死》一文中,鲁迅曾写下了七条遗嘱:“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后文又设问了对自己怨敌的话,“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先生与世长辞。 

 

(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