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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21年第5期|孙睿:游乐场(节选)
来源:《当代》2021年第5期 | 孙睿  2021年09月18日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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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和我前妻上床——那时候刚和她谈恋爱——看到她的肚脐眼儿后,我俩原本一气呵成的关系在那个瞬间停顿了一下。那是一个健康、干净的肚脐眼儿,微微外翻,和我的不一样。我的坡降式下凹,像翻过来的窝头底儿,这很符合我内敛的性格。我是第一次在异性身上看到人生经验之外的世界,陌生而恐惧,手掌惴惴不安地在她胸腹上滑动,每次快到那里的时候,都拐弯绕过,好像那里矗立着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当时我把这种不一样理解为南北差异,我是北方人,她是南方人,两域大夫接受各自的医学传承,处理脐带手法迥异。

事后,我盘算摸一下那个看上去敞开怀抱的肚脐眼儿,试图南北融合,最终还是鼓不起勇气。南北谈和非一朝一夕,索性细水长流,跟她上床也不是图一时之快,更是打算长久相伴度过此后的日日夜夜。同时我也隐隐觉得,肚脐眼儿的天壤之别正表明我俩不是一类人,未必能过到一块儿去。但我不相信感觉,是年我三十岁,觉得走在路上、睡在床上、饭吃进嘴里、工资领到手,这些才是真实的,潜意识不过是种多愁善感,如同火锅汤上漂浮的泡沫,只会干扰事物本质,把它捞走、甩掉就可以了,或者索性不管它,只要锅足够开,它就被顶到一边儿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北京,多年从事着同一份工作,图书编辑。我前妻也是做这行的,所以我俩很快就搞到一块儿了。两个三十岁的编辑,已经各自确认并确信了很多事情,无须再试探、试验,合二为一乃势在必行。九年后,在我即将四十岁之际,和前妻达成分手意向前,倏然明白,三十岁的时候我就像一篇自鸣得意的小学生作文,以为真理在手生活无忧。我改掉了爱给生活下定义的习惯,动辄就要概括生活只会像幼儿园的男孩发誓要娶邻桌大眼睛的女孩一样可笑——但不应该被取笑。

我和前妻离的时候没扯什么皮,都说好了,房子卖了,钱一分,自己的东西自己拿走,互不影响,轻松开始各自人生。在好合好散这件事情上,我俩又成了同一类人。因为想快刀斩乱麻,卖房的时候也没抻着价,比市场价略低就出了手,家具一件不搬走,合同签得也利索,不像有些房主,老怕卖亏了,临签合同又给买方涨几万。这栋位于北四环外一点,我俩合资购于八年前的房子,尚未还完月供,我们用买家的首付款结清贷款,剩余房款到手后五五分,从此分道扬镳。在一起九年,本来就够累的了,不想让如何才能分开搞得更累。没想到这却成为我俩在一起的高光时刻,当拿到属于各自的那份卖房钱后不久,北京房价一路下跌,五环里的一套房子,平均市价少了一百万。不知道有没有这时候要离婚的夫妻,为了房子又不舍得离了的。由此看来,我和前妻也算善缘了。

离婚让我觉得生活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控制它,而是失控,就像万花筒,一幅崭新而惊艳的图案又出现了。越失控,越有惊喜。所以离完以后我的心情没有太糟糕,相反,好像又回到青春期,未来像一个谜语,吸引着我去破解,使我精力充沛。我甚至有种开始初恋的感觉,每天能不太晚就自然醒。

离婚后我搬到了公司住。我供职于一家民营出版公司,几年前这家公司就要上创业板,至今仍在规划中,希望越来越渺茫,纸质书出版走下坡路好几年了。公司最兵强马壮的时候,成立了好几个品牌分公司,原来的那层写字楼装不下,就在总部附近又租了几处地方。我在其中一家分公司看稿,是否有出版价值,他们听我的,管我叫主编。分公司经营好了,我的奖金也高,经营不好,我只拿底薪。现在行业不景气,我们这里刚裁了员,但办公场所没缩小,这是门面。时不常会有券商来考察,看总公司是否有上市价值,他们不管我们出版的书是否点亮了人类思想的火花,只看办公面积够不够大,办公桌够不够多。减少领工资的人员,保留办公桌椅,是总公司的意思,如果空壳都没给人留下好印象,别的更难留住了。人一少,办公室空出几间房,我便住了进去。我一点也不觉得主编住办公室丢人,那帮“90后”员工还觉得这是件挺酷的事儿,甚至有人提出想陪我住,下了班回到睡觉的屋里,开几瓶啤酒,边喝边聊,就当文学系男生宿舍了。真变成这样也挺好,但我没答应,毕竟这里是公司的门面,我能保证自己的生活用品不露在明面儿上,不能确保其他在这儿睡觉者的内裤袜子枕头也能收拾妥当。而且年轻小伙子睡过觉的屋里气味儿重,不适合办公,我快四十了,年轻人特有的气味儿正渐渐在我身上消失,我在这儿睡不会影响翌日办公,还能监督打卡。那段时间第一个出现在办公室的人只能是我,谁第二个到,谁第三个,最后到的是谁,我如果想知道,会一目了然。

我住公司不是为了省钱,是为了省事儿。我完全可以在公司旁边租个房,但搬家太麻烦,上一次和前妻往我们卖掉的那套房子里搬的时候,我俩提前半个月就开始收拾,现在我一个人了,更怵这种事情。虽然离完婚后属于我的东西所剩无几,但网上发求租帖子,没完没了地接中介电话,跟着中介看房,这些事情也让我厌烦。快四十岁的人,对生活有要求了,差一点的房子也看不上,不花上半个月恐怕很难找到,索性我就先住公司了。我打算一步到位,还是要在北京买个房。我没有再婚的打算,一个人住,小一点没关系,手里的钱够首付的,目前的年薪还贷压力也不大。

我不是一直在这家出版公司,刚毕业的时候,先在出版社做助理编辑,说白了就是负责校对和整理文件。那是十七年以前的事情了,回想起来,做的像是史书里看到的事情。彼时很多书稿都是作者写在稿纸上,我没有作者资源,拿不到书稿,书稿都是老编辑拿来的,拿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去复印,以防原稿丢失。那时候的丢失是货真价实的丢失,不像现在还能数据恢复,还能同步到“云”上。后来老编辑退休了,对接的作者转给我,我有了作者资源,编了几本还不错的书,就跳槽到另一家民营出版公司,这样能多挣点儿钱。当时我特想买房,留在北京。再后来,现在这家民营出版公司有个更高的职位招人,年薪也更高,我应聘成功,便留下了。一干就是五年,然后当了旗下分公司的主编。我在这行做得还算不赖,从业近二十年,出过十几本小有影响力的书。我前妻也做得不错,在另一家公司当营销总监,她是从编辑转到营销的,脑子活,善于跟媒体打交道,却不善跟我打交道。人不由自主会把工作上的专权用在家庭生活中,最近几年,我俩的问题日渐肿胀,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对方出了很多问题。身边同龄的夫妻朋友也遇到这种事情,他们有孩子,最终都会以一切为了孩子好,作为和解的基础。天伦之乐会使他们觉得,比起一个人的随心所欲和孤独,牺牲个性是值得的。我和前妻在人类最佳生育年龄时都忙于工作,埋头在理想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当意识到这个年纪的人该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俩已经对对方丧失兴趣,但没发展成互相厌恶——已经没有力气留给对方,劲儿都使在公司了,爱和厌恶都生不起来。我们不认为对方能教育好孩子,也自觉不配当父母,于是就不打算当了。夫妻生活一年屈指可数,破天荒地那几次,她的肚脐眼儿也让我越看越别扭。终于,又一次吵架后,我提出:咱俩要不然算了!她说,算就算。我俩都是行动派,开始争分夺秒地为自己赎了身,面对可分割的家产,拱手相让,一方面不觉得那有多重要,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另一方面也不想跟对方太算计,日后还在一个圈子里混,为了自保也得给对方留个好印象——我听到过太多同行夫妻因“分赃不均”,分开后把对方说成下三烂,每当这时候,我真替对方高兴,终于躲丫远远的了。

我十年前的预感应验,南北可以交流,但差异始终存在,不可磨灭。这足以让我尽情地嘲笑三十岁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