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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来:写作者对抗着摧枯拉朽的速度,也最激烈地对抗着遗忘
来源:文学报 | 东来  2021年09月16日16:19
关键词:东来

当下的时空似乎被狠狠压缩,记忆被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填塞,无法自如地流淌,遗忘来得太快太快了,快到连遗忘时一丝丝涟漪也无。大大小小那么多的事情打个照面忽然沉沦,我不禁要问,是记忆机制还是遗忘机制出了问题。

我出生于1990年,到现在,就是中国发展最快的三十几年,我亲历了城市化最快的阶段,亲历了互联网时代的兴起和蓬勃,亲历了智能手机对生活的占领,亲历了许多共识的瓦解。我们这一代人借助互联网和便利的交通,貌似有了比前人更加丰富和深广的见识和生活经历,我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座城市。有太多匪夷所思进入到了视野,节奏太快,致使我们常常难以适从。做个现代人的难度可能比做个古代人难上一百倍,没有什么可以确信之物,昨天确凿的真理,也许今日就会被推翻,昨天的时髦,今天就过时,我们必须不断调适,保持锃亮,以便不会被时代抛弃。这时代实在太大太快,个人作为一个切片又太窄小,这种悬殊的对比,甚至让一个人努力眺望的目光都变得可怜了起来,若只关注眼前之物,又显得固步自封。这几年,为了追上世界的脚步,我不断地阅读各种公共议题的社科类图书,关注热点讨论,希冀对这个世界了解得更深入一点,但事实证明此举并没有太大作用,我只是陷入到了信息焦虑之中,被互联网速度牵着鼻子走。速度在不知不觉中挤走了记忆,挤压一切慢速才能生长出的美感,甚至它挤压人的情感,把一切本该深沉幽微的感情即时化和廉价化,很多需要凝视需要驻足的古典之美就这样消亡了。

需要这么快吗?这种焦虑和恐慌什么时候迅速蔓延,我作为一个人如何抵抗这种焦虑和恐慌,在急流之中是否可寻得一根浮木渡人渡己?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也无法停止自己对小说的怀疑,其实这种怀疑很早就开始了,世界加快流动,不断处于变动和混乱之中,文学的把握能力似乎就削弱了。索尔·贝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写道:“我们当代的地方社会已经被世界所淹没。……我们被可疑的现实包围,发现面目模糊的自我。”在信息流通不够快捷的时代,小说家通常也掌握着巨大的信息优势,但在信息时代,这个优势被无情抹平,曾经寄托于小说的集体记忆或感情慢慢分散和抽离,对写作者而言“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问题变得越发急迫,即小说中应该呈现什么,怎么呈现,甚至,也会想,也许非虚构的意义更大,毕竟它们包含的事实更多,但这个想法很快被自己推翻,小说中经过想象力提炼过的文学真实同样意义重大。除此之外,作为最为依赖记忆的一个群体,写作者也在最激烈地对抗着遗忘,对抗着摧枯拉朽的速度,动摇中保持编织的耐心,需要公道地自我辩解一句,很难。

我在这样的自我拷问中度过了很长时间,在“什么值得写”里不断试验和寻找,写作《大河深处》时的轻松和直觉不会再有。很多写作者有着明确的写作场域,但我却是在迁徙和漂流中生活的人,唯有寻找才能找到说话的舌头,在最新的小说集《奇迹之年》中,我做了几种尝试,书写和我完全不同的人的生活,或描绘一个时代的狂热,或将时空穿插制造宿命感,你会看到不断漫游城市却无法容身的年轻女人、陷在特异功能热潮中的狂热男人、穿梭城市的为宠物安乐死的医生、少年犯,以及有着布尔乔亚幻想,企图通过婚姻达到生活进阶的平庸女人。在写作过程中,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和文字的距离,保持冷静的观察视角。这几篇成于2018-2020年的中短篇小说,也只是一种内在燃烧的产物,无解于我身处其中的困惑,它们甚至都不是我对困惑做出的解释,只是长久以来身体力行的习惯,无疑,我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

很奇怪,漫长的自我质疑中,反倒比以前更坚定一些,虽然“值得写吗,怎么写”仍然如同天问一样悬在头顶,困惑依然猛烈冲刷,但从来没有“写或不写”的问题,唯有更投入地生活,更踏实地创作,笨拙之人别无他法。